《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CHINA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年第01期总第01期——————ABSTRACT——————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是全球化更加深度发展的时代，现代化和现代性进程也与日俱深。民间文化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转换，进入人类文化遗产的天地，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化观念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一出全民性接受全球化事实并汇入到全球化进程中去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非遗保护行动，获得了世界性声誉，也为国际社会贡献了非遗保护的独特智慧与经验。在破解非遗主客体身份纠缠的哲学悖论时，中国找到了打开难题的钥匙。
——————KEYWORDS——————
全球化；中国非遗；创造性经验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全球化可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文化保护运动，没有建立起全球统一的共识，它不可行也不可能；没有建立起全球协调的法律性规则，它不可行也不可能；没有建立起全球认可的文化价值标准，它不可行也不可能。中国非遗和中国的非遗保护，两个方面如今都成为举世瞩目的对象。这一切的肇始，都在于全球化的到来。而全球化的启动，却不能忽略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和曾经发生过的催化意义。
世界历史的全球化时代是以哥伦布、麦哲伦的全球航行为标志的。大航海证明了地球是圆球体，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麦哲伦完成了哥伦布寻找东方中国的航海目标。人类完成了对整个地球（陆地）的发现，也就建立起真正的全球观，人类的历史从此进入真正的世界史，启蒙主义思想家从东方获得批判的武器成为可能，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和生物进化论成为可能，孟德斯鸠的比较法学和世界三种*体的划分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成为可能。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理论背后，都有中国的“幽灵”在其中徘徊。哥伦布是大航海时代打开全球化大门的关键人物。哥伦布的航海勇气和灵感都来自早于他几个世纪的西方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元朝时不远万里从意大利经陆路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了17年之久。他在中国的足迹从西域、西藏、西北，到华北、大都、华中、江南、西南、云南，到东南沿海、华南等等，几乎遍及全中国。他回国后讲述和笔录下来的《马可·波罗游记》风靡西方数个世纪。从民俗学的角度看，有一些民俗事象作为局外人的视点被聚焦，并且呈现其准确的细节，如果没有到达现场并亲自观察亲身体验，就不可能被描写。风俗的被描写程度和其中的深广度，是亲历与否的一个重要试金石。马可·波罗在观察、记录、讲述风俗方面是有天才般能力的，他自己似乎也对此做过刻意的训练。马可·波罗讲述的中国包括了大元帝国时代的蒙古统治阶级层次，也讲述了蒙元统治下的南方汉人社会，以及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和东南沿海商业通向海外的港口城市，最后还包括处于相对原始落后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风俗状貌。这种中国描述空前绝后，不仅完全符合中国人文地理历史史实，具有丰富的历史层次性和文化的多元一体性，也使后世所有描写中国样貌的亲历者的图书都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度。他的讲述，描画了从陆路再到海路从西方到东方又从东方回到西方的欧亚大陆的圆圈形路线。他的讲述中的中国是满目繁华、遍地*金的中国，也是风情万种的中国。他首次向西方呈现了奇风异俗的中国。奇异的中国风俗包括丝绸、陶瓷、桥梁、纸币、火器，此外，还有蒙古包的形制和建造、哈密的歌舞、沙洲及多地的葬礼、驿站的运行模式、十二生肖和纪年、元朝的节日、逆水行舟的拉纤和竹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巫师施法治病，以及云南地区所见到的产翁制，等等。
马可·波罗的游记，不仅长期刺激着西方人的东方想象，而且在参与和推进全球化中发生了直接的作用。第一，对毛拉世界地图的贡献。15世纪初，葡萄牙人的航海事业异*突起，航行西非成功，国王阿方索计划更大的航海行动，出资重绘大型世界航海图，要突破托勒密的世界地图，反映更多更广大的世界。葡萄牙派人到了恰是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找到著名制图家、修道士弗拉·毛拉（FraMauro，一译佛拉·毛罗），希望他绘制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毛拉从年开始绘制工作，直至年完成。毛拉的世界地图绘在羊皮纸上，为传统世界地图的圆形版式，直径厘米。毛拉地图广泛吸收了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包括马可·波罗带来的丰富信息。毛拉直言从其游记吸取多多，比如其中的日本、南中国海、印度洋、缅甸、爪哇、中国的景象，图里还有中国的船只在海上航行，中国都城附近有狮子装饰的桥梁（卢沟桥），图的左下方中国处标有“赛里斯”“契丹”字样。东西方城市都画成威尼斯建筑风格，但却专画了蒙古大帐篷表示元大都。毛拉地图绘出了东亚的海岸线，在西边则绘出只要驾船绕过非洲南端仍可到达东方，它是保存下来的最大的中世纪航海图。第二，对西方探险和大航海起到了精神领航作用。西方对东方的向往和憧憬无非有两个因素：一是东方有*金、香料等巨大的财富唾手可得；二是前往东方不是走陆路那样千山万水、国家与战争一样多地横亘其间因而遥不可及，其实还有便捷可行的直达海路。马可·波罗让这两种可能因素都明朗无误地呈现出来，大大激发了野心勃勃的欧洲航海事业家和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些载入大航海史册的功勋，无一例外都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忠实读者，并醉心于游记描绘的东方财富，渴望去东方收获横财。其中，哥伦布受马可·波罗影响最深。他对游记做了近行处边注，可见阅读之细。年哥伦布首次按托斯卡内利建议从大西洋东岸往西远航时，还带着西班牙国王致统治中国的蒙古大汗的国书和两份空白的备用国书（西方当时还不知道中国已经改朝换代）。抵达美洲东部沿海后，他以为到了亚洲东部沿海，还到处寻找游记中的“行在”，即杭州，把古巴当成了日本。他虽然没有到达东方中国，但他发现了美洲大陆，进而使后继者发现了太平洋，发现了世界地图从来没有出现和被描绘的世界地理空白并填补了它。世界比所有人的想象都要巨大。这个历史结果的触发点之一正是马可·波罗启动的。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地理学家，著名作品《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儒勒·凡尔纳在其《地理发现史》中对此评论说：“这位著名的旅行家的一生就是这样。据他口述所记录的著作给地理学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18世纪中叶以前广泛流传着的这本以《世界奇迹之书》（《即马可·波罗游记》，引者注）为名的著作，被用于开拓到印度、中国及中亚贸易路线的指南。马可·波罗这本著作的更大功绩还在于它在开辟新大陆的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因为书中讲到的东方国家如此丰富的财富，刺激了欧洲人要寻找一条到印度和中国海岸的较短的航路，并引出了伟大的地理大发现。”①
完成了地理大发现，也就完成了地球上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动植物资源的地理分布的大发现。以耶稣会士为主的西方传教士在明末清初大批来华，成为继马可·波罗以后又一次影响世界的发现中国。来华传教士揭开了中国作为东方古老而神秘的文明的面纱。达尔文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人类起源的进化树线索和生物进化论思想。他从传教士的中国记录中也发现了珍贵的资料。达尔文在年发表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例举了中国的材料来说明“人工选择”：“中国人对于各种植物和果树也应用了同样的选择原理。皇帝敕令选用长势异乎寻常的稻种，甚至选种亦出自帝手。因为据称‘御稻米’是昔日康熙帝在一块水田里注意到的，并且在禁苑内加以保存和培育，因此稻是能在长城以北生长的唯一稻种，所以更显得可贵。”②达尔文这里的引述，其实来自于耶稣会士的一个中国传奇性实录。这是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年刊于巴黎的《中华帝国》中的记述。古伯察的材料又来自他在中国从四库全书中《康熙几暇格物编》发现的记述。康熙自述道：“六月初一日，朕漫步至已播种之稻田，虽不能指望在九月前割稻收获。但朕忽见一棵稻此时已生穗，比其余稻都高，稻粒已熟。朕采集其实并带回，谷粒甚好并充实，朕拟用其做实验，看来年是否仍早熟，而实际上确是先熟。从此稻所繁育的所有稻都在正常时间以前长出穗，而在六月即可收获。每年不断繁殖下去，到如今已三十年，内膳所用皆此米也。谷粒长，略呈红色，但味香，且有令人惬意之滋味。因其于朕之苑田内所培育，故一直名为‘御稻米’。此乃长城以北能成熟之唯一稻种，这一带很早即开始变冷，而转暖甚迟。南方各省气候温和，土地更肥沃，以此稻很容易于一年内两种两收，有此稻可造福黎民百姓，亦朕所欣慰也。”③康熙的御稻米育种过程和育种技术，不仅被达尔文用来证明物种进化中变异变迁的现象，康熙本人也颇有今日袁隆平的意味，后者看来在育种精神上是由来有自，堪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经典案例。
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在已知的人类历史特别是欧亚大陆历史的基础上，又发现了一系列的土著民族，包括印第安人、夏威夷人、毛利人、爱斯基摩人，等等。人类学和民族学得以迅速发展。原始文化、民间文化、口述文化登上西方学术殿堂。在所有活态的和湮没了的文明（包括美洲大陆新发现的玛雅文明、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都被纳入学术视野后，土著文明为人类的史前史即原始社会提供了“活化石”，即活态的佐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宣言》初版时，只是从阶级斗争史开始历史叙事，后来在人类学家摩尔根研究美洲印第安易洛魁人的《古代社会》基础上，他们才得以重新叙事人类社会的原始时代。这样，在纵向上和横向上，历史叙事都可以被全面地敞开。于是，比较文明和比较文化成为可能。任何地域、任何国家的任一时期历史和任一形式文化，都可以在世界史的坐标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神学思想以外，也同时把中国文明的基本形态和主要内容带回到西方。与此同时，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香料等源源不断地运往西方，导致长达几个世纪的欧洲“中国风”文化、艺术、建筑、园林、装饰、审美的流行，历经文艺复兴到巴洛克风格，至18世纪的罗可可风格达到顶峰，这个“中国风”可以说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集群在西方隆重登场，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意义。就在前不久，英国海洋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发现12艘古沉船，内有大量完好中国明朝景德镇瓷器。据英国《每日邮报》年4月21日报道，一支名叫“谜团沉船计划”的英国考古探险队近日使用精密的机器人在黎凡特海面以下1.2英里（约19.3千米）的海床上发现了12艘古代沉船。这些船据信在埃及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之间航行时于年左右沉没。沉船中发现大量完好的青花瓷器。这些古代沉船中有一艘是地中海地区发现的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只古代船只，这只船在塞浦路斯和黎巴嫩之间东部海底的泥泞部分被找到。“谜团沉船计划”的考古学家肖恩·金斯利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说：“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这相当于找到了一个新的星球。这里有令人震惊的奇观，我们在地中海这些沉船中发现了最早的中国明朝瓷器，通常很难找到它们，更何况当找到它们时，它们还保存得非常好。”这个沉船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似乎象征着它曾经的陶瓷的辉煌，后来沉默在时间的深海中，而今又重露旧时的荣光，迎来大放异彩的新时代，这正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全球关联和濒危性全球挑战
人类的足迹踏遍地球的每一寸土地的时候，人类学家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许多奥秘和文化的许多奇迹。人类文化不仅在地域、人种、民族、国家、宗教、语言各个方面展现出无比的丰富性，而且在心理、情感、形式、本质、意识等方面展示出一致性和共同性。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方北方，道术未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类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诞生和发展的。一部人类学学术史，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和研究史。公元8世纪时，阿拉伯阿巴斯王朝在巴格达建立智慧宫，进行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典籍翻译整理，将古希腊科学文化遗产从即将断送殆尽的环境中拯救、挖掘出来，从各地搜集了数百种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的原本和手抄本，并加以整理、校勘和收藏。智慧宫的图书馆收藏有希腊语、古叙利亚语、波斯语、希伯来语、奈伯特语、梵语、阿拉伯语等有关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学及语言学的原本和手抄本数万册，为学者进行翻译、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大量珍贵文献。几乎同时，中国唐朝的玄奘远赴印度取经，带回佛经部，永徽三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大雁塔，用以贮藏自天竺携来的经像。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在铜川市玉华宫内将约卷经文译成汉语。这些佛经后来从中国传往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这是人类典籍史上的重要事件。年，英国派出以马嘎尔尼为特使的首个大型访华使团访问中国，随团成员有百余名各方面专家，专家们的任务就是调查中国的全面情况。年，拿破仑率法*南下以占领埃及作为打击英国的战略目标，同时，他也敏感地意识到要统治这个文明古国，必须十分重视埃及古迹，了解其历史文化传统。于是精心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挑选了由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矿物学家、文学家、数学家、博物学家、建筑师、语言学家、工程师、画家和多语种翻译等组成的人的庞大科学艺术考察团，调查埃及地理、动植物、当地人生活习俗、古代建筑遗迹等。这次研究所获成果，不仅是埃及学的肇始，而且至今也一直影响着世界文明史和世界史研究。这是欧洲对中国和埃及两个世界上最为古老文明展开的两次类似的国家调查，深刻地影响到世界文明的研究、交流和进程，也促进了世界格局的改变。在典籍文明、物质文明的全球性互相影响越来越深刻的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性研究也终于得以展开。年以来，英国人类学鼻祖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多次赴欧美大陆旅行，广泛搜集民族学、考古学资料，先后发表了《阿瓦纳克人——古代和现代的墨西哥和墨西哥人》（）、《人类古代史和文明发展的研究》（）等一系列人类学著作。年，泰勒入选英国皇家学会，同年出版了代表作《原始文化》。年，他撰写的《人类学》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和理论的基础。年泰勒出任牛津大学博物馆馆长，并开始教授人类学，年成为牛津大学设立的第一位人类学教授。这标志着人类学在著名高等学府登堂入室。年，由于泰勒的努力，人类学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一个正式分支机构，泰勒随即受命筹建一个组织，调查和出版加拿大邦西北部落的体质特征、语言和工业以及社会状况的报告，供*府官员等使用。与此同时，欧洲的民间口头创作的记录整理开始蔚然成风，德国、法国、英国、芬兰、俄罗斯等国家推出了一批影响欧洲和世界的民间文学作品，如格林兄弟的《格林童话》，胡加科夫的《大俄罗斯故事》《大俄罗斯谜语》，利亚斯·沦落特的《卡勒瓦拉》等，它们汇入到本来已经在历史上占据显赫地位的荷马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印度史诗、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古印度《五卷书》等民间文化的洪流之中，使民间文化或口头文学在人类文明中有了一席之地。
人类学的发展，一开始就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