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的治疗药物 http://www.bdfyy999.com/m/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相当稳定的社会中的人来说，很难体会整个苏联人民在年代的感受，夜复一夜，同样的恐惧，担心逮捕的时刻可能会在第二天黎明之前到来。大清洗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被清洗的理由可以是完全虚假的，任何人都可以感觉到他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为了逃避被清洗的命运，普通人民采取了各种奇特的方式。比如说，有一个知名学者，在公园里喝醉并制造混乱，结果被判了个轻罪六个月，从而避免了第一波的清洗。
斯大林的保镖瓦西里回忆说：“我每天都感到害怕”
有时候，在被举报和被逮捕之间存在一个时间窗口，某些幸运的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搬家。就拿年的例子来说，有一个叫S.G.波普拉夫斯基的人（后来被斯大林任命为波兰军队副总司令），他正在弗伦泽军事学院就读。他被开除出党和学院后，立马离开了莫斯科，以避免进一步的清洗。大约过了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也就是在叶若夫（内务部头子）被罢免后，他重新出现并得到了恢复资格，被重新允许继续学习。
S.G.波普拉夫斯基
而对于《喀山报》的编辑库兹涅佐夫来说，他选择消失在哈萨克斯坦的荒野中，因此他从未被逮捕，因为NKVD（内务部）找不到他的踪迹，最终停止了对他的搜捕。后来，他甚至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他翻译的赞美“伟大斯大林”和“叶若夫父亲”的哈萨克颂歌。
臭名昭著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叶若夫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频繁搬迁，他们有可能会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因为调查和监视需要时间和资源。而且，他的个人档案文件从前居住地的NKVD处转发过来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尤其是因为所有这些文件都是通过特别的NKVD专使发送的，而不是通过普通邮寄递送的”。有时候，这些文件根本就不会到达。
西伯利亚是一个好去处。相对而言，当地官员对定居者感到高兴，几乎不区分被强迫流放和自由到达的人。俄罗斯欧洲部分省份的NKVD对于提供嫌疑犯资料给西伯利亚NKVD的没有太大兴趣，虽然他们可以将某人从“怀疑”中带回，但这是麻烦的，除非是重要案件，否则并不值得经历这一过程。
西伯利亚被铁链锁住的囚犯
但搬迁只是少数人能选择的选项，而且通常只能提供暂时的保护。在大清洗期间的被释放情况非常罕见。但还是有一些被逮捕的人幸运的逃脱的例子。乌克兰报道了一起案例，NKVD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错误地逮捕了两名无辜的人，这两个人被错误关押在监狱中长达五个月之久。身份认定错误的案例时有发生，尤其是对那些姓氏常见的人而言，比如伊万诺夫（Ivanov）等。这些被误抓的人往往会在几周或几个月后获得释放，但也有一些案例中，他们在被认定是误抓之前，不得不承认他们从未犯过的间谍或其他罪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他们也会被释放。
数百万人被送往西伯利亚
在当时，斯大林倾向于利用许多无害的“文化”人物来提升官方形象。在年秋季，有一个人对老女演员叶卡捷琳娜·科尔恰吉娜·亚历山德罗夫斯卡娅（EkaterinaKorchagina-Aleksandrovskaya）被提名为最高苏维埃候选人产生了质疑，结果被判处了五年的徒刑。
这个人的妻子在一位名叫列夫·拉兹贡(LevRazgon)的朋友的帮助下，获得当面向女演员求情的机会，后来女演员前往NKVD进行交涉。三周后，该人终于获释。
老女演员叶卡捷琳娜·科尔恰吉娜·亚历山德罗夫斯卡娅
有许多关于NKVD的报道提到，NKVD坚持要求所有被释放的人（尤其是在年之后）签署保密协议，承诺不透露在监狱中发生的任何事情。一家苏联报纸援引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我，Sternin,N.V.郑重承诺，对于自年6月11日至年7月11日期间在NKVD所了解到的任何事情，无论在何处都绝不会谈论。我清楚，一旦违反此协议，我将受到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因为这涉及泄露国家机密。”
尽管如此，还有许多妻子们也在积极努力争取丈夫的释放，但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常见的情况是，她们被召唤到当地NKVD总部，在午夜时分直接被告知：“我命令你停止像疯子一样四处奔波，试图让你的丈夫获释！我命令你不再打扰我们！就这样！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妻子们往往无法改变丈夫的命运，只能默默忍受痛苦与无助。
年至年间，数十万俄罗斯人被处决。
一个将军描述了他被逮捕的经历：凌晨两点钟，有人敲响了我住处的门。我大声问道：“是谁？”一个女声回答说：“有封电报给你。”我心想：“显然是我妻子发来的。”于是我打开了门。三名穿着制服的人走进了我的屋子，其中一人毫不客气地告诉我，我被逮捕了。
一位诗人也描写了他被带走时的感受，同样是在夜晚：
我请求道，寻找着我的外套，我的手臂摸索着袖口。
我感到突然的虚弱——
在这样的瞬间，我疲倦得像经历了一辈子……
仿佛一个深渊在我脚下展开，
天花板仿佛要压垮我。
突然之间房间里的空气不够了——
我费力地呼吸着。
妻子们并不知道被逮捕的丈夫会被带到哪里。找到他们所在之处的方法是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在莫斯科，妻子们会前往位于库兹涅茨基大街24号，然后去索科尔尼基监狱，再去塔甘卡监狱，接着前往布特尔卡监狱的办公室（在其小庭院内），然后去列夫多沃军事监狱，再返回原地。
莫斯科古拉格博物馆的斯大林时期古拉格分布地图
安娜·阿赫玛托娃是一位女诗人，在列宁格勒监狱的大门口，排队等待了整整个小时。这段时间让她感到自己快要发疯了。在随后写下的《安魂曲》序言中，她描述了一个细节：“有一天，有人‘认出了’我。站在我身后的一个嘴唇发青的女人，突然从我们当时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小声对我说话（那时每个人都低声交谈）：——你连这些也可以描述出来吗？我回答道：——我可以。于是，她脸上闪过一丝类似微笑的表情。”
当队伍中的第一个人到达目的地时，会有一位官员负责接待并收取每月的50卢布监狱费。那些尚未被定罪的囚犯有权在监狱内使用这笔钱。有时候，由于办事效率低下，监狱管理机构可能要经过两次甚至三次才会确认他们拘留了某个被询问的人。在莫斯科，一位妇女发现在她前面的队伍中有一个大约十岁的女孩，手上拿着一叠脏兮兮的纸币。女孩在替父母交纳这笔钱，因为他们俩都被逮捕了。
囚犯每天只能领取微薄的食物津贴，经常挨饿。
一旦丈夫被判刑，要追踪他的下落将变得非常困难。妻子们从其他妻子那打听到的一些营地地址来试图找到他们的丈夫。有时，妻子们会收到退回的包裹，表明她们的丈夫并不在特定的营地里，但她们会继续努力寻找，直到最终找到他们的下落。
戈尔巴托夫将军曾说：“我经常想起我的妻子。她比我过得更糟。毕竟，我和其他被放逐的人在一起，而她却身处自由的人群中，其中可能有很多人会因为她是一个敌对分子的妻子而避之不及。”这些妇女失去了工作，住所和居留许可，不得不出售财产，靠偶尔的工作或少数可能帮助她们的亲戚维持生计，她们对丈夫的命运一无所知，生活确实非常艰难。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的纪念碑，献给阿克莫拉劳改营囚犯的妻子。
其它家庭成员也同样承受着巨大的苦痛，据报道，在莫斯科附近的普罗佐罗夫斯基森林中发现了一群年龄为13至14岁的孩子，他们是被处决官员的子女，他们无家可归，试图在森林里一块自尽。
年春天，情报官员亚历山大和他的妻子被逮捕并处决，他们年纪十三岁的女儿卡琳被赶到街头。卡琳寻求她父亲最好的朋友、NKVD副部长什皮格尔格拉斯的帮助，他暂时收留了她一晚。然而，第二天，叶若夫的秘书几乎命令什皮格尔格拉斯将她赶走。什皮格尔格拉斯记得她有萨拉托夫的亲戚，于是安排将她送往那里。两个月后，卡琳回来了，她的面色苍白，消瘦，眼中充满了苦涩。她已不再像个孩子。在此期间，她被迫在少先队的一次会议上发言，声称支持处决她的父母，并指控他们是间谍。当作家韦斯伯格在哈尔科夫监狱的病房时，有几个孩子也在那里，一个十岁的孩子经过一夜的审讯后崩溃了，并承认自己从七岁开始就是法西斯组织的成员。
斯大林怀里抱着盖利亚·马克佐娃（GelyaMarkizova，）。两年后，她的父母死于大清洗中。
总的来说，正如一个苏联演讲者指出的，“不仅成年人成为了受害者，而且他们的家庭，甚至是那些完全无辜的孩子，他们的生活都被打碎了。”
马克佐娃，年。她讽刺地说：“（斯大林）孩子们的朋友和父母的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