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裸城到蚁族,从曼哈顿到大红门19本城市 [复制链接]

城市化困境

“在今天，流动的邪恶正隐匿在某处。人们很难辨认出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它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著名波兰裔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Bauman，.11.19-.1.9）一生研究广泛，致力于向大众普及当今世界的流动对社会和个体的影响。他用“流动的现代性和固态的现代性”代替学界普遍使用的“后现代性和现代性”，认为新千年后全球化对人们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所有人都生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鲍曼出版过多部“流动的现代性”（liquidmodrnity）著作，比如《被围困的社会》、《个体化社会》、《共同体》、《消费的生命》、《流动的文化》、《流动的监控》、《流动的恐惧》、《流动的生活》、《流动的年代》、《流动的爱》、《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等等。

他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将“新穷人”（thnwpoor）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thflawdconsumr）：“贫穷”不仅是物质匮乏和身体痛苦，也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

《短暂生存》：“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需要忘记过去，不再相信未来。”

在悠久浩繁的中外文化史上，无数杰出而有人文关怀的社科学者做了一系列重要和持续的调查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和时代缩影，帮助我们瞻前顾后，谏往知来。

重温《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人类从“落脚城市”走向或好或糟的未来

“驱逐”食物链：全球资本（社会）主义避免不了的命运

“被驱逐”：美国梦破灭，首席驱逐官仍然在行动

世界之苦难，民生之多艰，太阳明天照常升起

19本关于城市社区的社会学人类学经典著作

1、《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

作者：威廉·富特·怀特

城市社区研究的经典，缩小版现实版的《教父》。

至年，怀特深入调研波士顿的意大利人贫民区科纳维尔，从“街角帮”群体分析美国底层社会的结构与逻辑。

在人类学意义上，《街角社会》第一次将研究对象拓展到城市内的“部落”（Trib）；在社会学意义上，它第一次将亚文化（Subcultur）和少数群体作为独特的对象进行考察；在城市研究意义上，它第一次运用“参与式观察”的田野调查（Fildwork）方法。

2、《江村经济》

作者：费孝通

公认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及其制度的调查研究代表作，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及背后的“乡土中国”几乎成为费孝通的代名词。

年，27岁的费孝通偶然到江村（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今属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写成《江村经济》后，他26次回这个村庄，特别是年重访和年三访，对应着农村经济和费孝通个人命运的转折点。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为该书英文版写序言，“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真正问题的学术上的攻关，这一攻关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未来的人类学发展将以中国研究为起点，转向复杂社会、本土社会的研究。

费孝通90年代提出，文章要写出三个层次的秩序：生态秩序，由人与资源、人与土地的关系构成；社会秩序，由人与财富、人与分配的关系构成；心态秩序，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

3、《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

作者：罗伯特·帕特南

关于美国公民社会兴衰的经典著作。

当初托克维尔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已经消失，那些喜欢扎堆、
　　在完成《全球猎身》(年，中译本年出版，王迪译)之后，我时不时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对印度的理解当然远不如印度学者深刻细致，也不可能比受过系统印度学训练的国际学者全面，我的工作能对深化我们对印度的理解起什么作用呢？如果说是为了了解世界，在这个资讯过剩的时代，翻译、编辑的效率显然会更高。

　　我在年开始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并没有多想具体的贡献，而是要对“西方学者研究世界，中国学者调查家乡”的学术格局做一个“逆动”。“世界”和“家乡”的差别，显然不仅在于空间上的分工，或者范围的宽窄，而在于世界研究贡献普遍性理论，家乡研究提供具体素材；前者提供看问题的矿灯，后者好比挖煤的矿工。我当时想，如果我们不尝试去以自己的眼光看中国之外的问题，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世界视野，不可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的一部分。

　　这样一个“逆动”的姿态，现在看来似乎成了中国崛起的大势下的一个“顺动”。过去15年间，中国民众和*府对世界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从韬光养晦到和平崛起到中国模式，就是要强调中国不仅要被世界主流承认，而且要以自己的姿态进入主流，甚至改变主流。

　　我是顺应了这样的历史潮流吗？

　　毫无疑问，我们对世界的研究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而且必须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崛起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单线进化的过程，其背后有多种因素，而且彼此经常互相矛盾。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市场和国家这两种力量的交错。

　　从年代末dng等领导人出访美、日、欧、东南亚开始，市场是中国进入世界的主要通道，所谓“加入国际大循环”。年11月，dng访问了新加坡，他当时出访东南亚，主要是针对中苏对立下的越南问题，核心考虑是*事冲突和边境安全。他在出访前加了新加坡一站，很可能是被新加坡的发展模式所吸引。

　　dng的新加坡之旅可以被看作是作为革命世纪的20世纪在亚洲终结的象征。一方面，跨国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历史，另一方面，新加坡模式，即去意识形态化的、严格以民族国家为*治单位但又积极加入国际市场的、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治国路径，成为主流。年之后，为了冲破西方的封锁，中国外交非*治化、市场主导的趋势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大量涌入的外资成为形塑中国经济甚至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

　　在民间，这两种进入世界的路径想象—市场主导的世界一体化和以国家为主体的角逐激烈化—也互相交错。中国企业走出去，其基本动机和运作方式都是基于市场理性的，认为只要让利到位，经济共赢，就不会有大问题，但出去之后才知道情况复杂，受挫后转身寻求国家支持。所谓“中国不高兴”，“愤青”兴起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空前深化同时发生，并不矛盾。

　　这两个进入世界的方式看起来很不一样：前一种是以对既定世界格局的接受为前提，以进入这个秩序为目标，后一种反对既定格局，以取而代之为目标。但这两种方式又基于一个共同的世界想象，即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有一个稳定的中心和霸权（美国）、有一个决定性的运行逻辑（贸易加强权），和美国的关系决定了和世界的关系。这一想象依循特定的认识路径：它的出发点是一个总体性的“大格局”，即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霸权，这一“格局”定义了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然后根据这样的“关系”来理解各个“国家”的*策，而国家内部的多样的“社会”构成，尤其是内部的多样边缘群体，就成了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了。

　　人类学者的实地调查，也许是对这样的进入世界的思路的逆动？

　　实地工作者迈了左脚迈右脚、坐过汽车换渡轮，对世界做贴着地面的理解。逆动不是决意的逆行，也不是刻意的逆反，而是要引入一分犹豫、要多一刻的反省、想象另外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同时要用细节说话、用自己真正能够理解的材料为基础思考。实地调查无法从抽象的格局出发，而只能从具体的人——不管是埃及的商人、巴基斯坦的阿訇、秘鲁的游击队员、纳米比亚的矿工——出发，从他们日常生活的忙忙叨叨里分辨出种种社会关系和制度的身形，再从这里看到国家、捕捉世界。走到境外的某些中国企业常常郁闷不解：既然和你们*府都说好了，把地方上的显要也都打点好了，你们怎么还闹？肯定有幕后黑手。但是，也许这些村民对土地、矿产有自己特别的理解呢，也许他们真的觉得现金不那么重要呢，也许他们对自己的地方*府一直有意见，要借反对外资来给*府施压呢？

　　不对世界的具体构成做紧贴大地的分析，“美美与共”、“和为贵”甚至“不干涉内-*”等原则不仅对别人没有说服力，对自己也没有指导意义。我们经常要处理的问题是：投资项目究竟要在环境评估上做多大投入？工人在工程最关键时期ba工，怎么办？一个明明不得民心的*府提供优惠*策，是合作还是不合作？要做出明智的对策，当然要遵循一定的道义原则，但同时，细致且有积累的观察、对对方的视角深入理解、对多层次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把握，都是必不可少的。而道义原则本身也要来自对实践的总结，更要结合具体的实践和场景而运用，长期细致的实地调查也是形成有效道义原则的重要基础。

　　贴着地皮看世界，不是要忽视大的格局，恰恰相反，正是要对大格局作更深入、细致和灵动的理解。格局不是衣柜，稳稳当当站在屋中央任你打量，而是由无数关系构成的，反过来又嵌入到种种关系中，靠这些关系在每天的运作中而持续，它永远是一个过程。而更重要的是，只有自下而上地看、动态地看，我们才能觉察到格局内在的矛盾、潜在的裂痕，才能发现可以游刃的机会、可以扩大的空间。

　　自上而下的视角往往把格局绝对化了。比如我们对美国过分
　　我有时想，为什么严重的fu败分子往往出生平凡？为什么相对开放的社会流动导致了极端的功利主义？原因之一可能就是边缘者过于重视自己的边缘地位，从而想象所有在边缘的人的唯一生命意义就在于被承认、往上爬，因此要不择手段地竞争。边缘群体以极端的方式维持着和强化着不平等，并把它残酷化。

　　逆行需要勇气，逆动要韧性、要小心。借用日本学者竹内好的话说，逆行类似于“转向”，是加入主流的一种做法，而逆动类似于“回心”，“以固执自己而改变自己”，和身处其中的当下历史作持续的摩擦。逆行针对自己之外的别人，逆动针对和别人不可分割的自己。

　　竹内好当然不只是讲个人体验，而是要解释为什么在被卷入现代世界的时候，日本最终走上了*国主义，而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在今天这样的历史关头，我们脚下没有一条自明的道路，但是同时又有多条道路的可能，“小心的逆动”可能真的是中国最需要的思想资源之一？

　　“一带一路”预示了进入世界的又一种路径。和以往的自由贸易区等举措不一样，“一带一路”不是由某一原则来定义的，而是靠物理的线路联系起来，不仅在地图上能够画出来，而且要落实到地面、水面上。“一带一路”上的种种的社会文化*治差异，我们必须要直接面对，绕不过去，也不能靠抽象的原则大而化之。

　　人类15世纪以来远洋航海技术使得强权获得了大陆战略所无法达成的全球性霸权，因为它们可以让权力抽象地、总体性地控制世界，把空间掏空，跳过所有那些对权力没有直接威胁也没有直接作用的岛屿、人群和实践。21世纪的人类又面临太空*事化的危险，霸权运作将更加抽象化。也许是时候了，让我们回到大地和岛屿，让我们用每一根绿草、每一声婴儿的啼哭把被掏空了的空间重新填满，让空间和时间重新成为你我生命和溪流飞鸟的延展，而不是凌空的霸权确立控制的维度。问题是，我们做好了匍匐前进、认真面对每一个具体而坚硬的差异的准备了吗？

　　十多年来出国旅游和留学的人数井喷式增长，这是发展我们新的世界观的重要契机。当然很多人留学是为了镀金，旅游是为了娱乐购物，但是这里也隐含了逆动的因素：对其他生活方式的好奇，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某种不满足。如果我们在远行中少一点对其他文化的烂漫想象，多一点进入他们实际生活的努力，尽量体验他们的感受和思维，那么旅游就不会是简单的逃避，而将成为有效的丰富自己的力量。坚实踩在大地上的脚印多了，也许就成了一条新路。

　　学习怎么理解别人就是学习怎么理解自己。要对别人的生活经历作真正深入的理解，最重要的思考资源是自己的生活经历，而若要把自己的生活经历转化为理论资源，就要反思自己的生活经历，要在彼此的生活经历之间形成关联。反过来，基于参与观察、切身体验而形成的对他人的理解，又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经历在世界上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此循环往复，世界也就有机地内化于我们的思考和观察中。

　　把手唠嗑，同吃同住，不只是要了解他者，而是要重新发现你我他之间被隐蔽的关系，重新想象世界联系的其他可能方式：在锣鼓喧天中听到叹息，在压城乌云里看到霞光。